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年），徽州知府谢塈与宋理宗赵昀有亲戚关系，每年都要向理宗进贡“澄心堂纸”、“李廷珪墨”、“汪伯立笔”和“羊头岭古坑砚”（一说为“婺源枣心砚”）四种文房珍品，被称作“新安四宝”。唐宋时期徽（歙）州地区笔、墨、纸、砚制作业十分发达。

    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至三十一年洪适任徽州知府时，对当地传统的文房四宝工艺品生产非常重视，积极扶持推广。他在府城建了一座类似于展览馆的建筑，专门陈列当地的笔、墨、纸、砚产品，并将北宋苏易简所著专门介绍笔、墨、纸、砚历史和发展情况的《文房四谱》书于展室四壁，取室名为“四宝堂”。这也是后世以“文房四宝”一词统称笔、墨、纸、砚的来历。

澄心堂纸
　　据<<徽州府志>>记载：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后 者长达50尺为幅，自首至尾匀薄如一。早在南唐李后主就极力推崇这 种纸，并建堂藏之，故取名曰：澄心堂纸。宋代的大文学家、书法家 苏东坡，与歙县的制墨、砚和澄心堂纸的潘谷结下了“翰墨因缘。” 诗人梅尧臣为之作诗，诗曰：“澄心纸出新安郡，触月敲冰滑有余； 潘候不独能致纸，罗纹细砚镌龙尾。”澄心堂纸得到宫廷和名家的喜 爱，每逢岁贡，歙地的文房四宝便是岁贡中不可少的艺术珍品。明朝 的书法家董其昌得澄心堂纸时，感慨地说：“此纸不敢书。”宋代著 名的绘画家李公麟的传世之作<<五马图>>、欧阳修的起 草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以及拓印的<<淳化阁帖>>等，均取澄心堂纸作。美术史家曾称澄心堂纸为“肤卵如膜，坚洁如玉，细薄光 润，冠于一时。”这朵艺术宝库的奇葩，绽开出异彩。
　　书画纸精品，徽州文房四宝之一。唐代开始，徽州成为文房四宝生产的重要基地，除歙砚、徽墨被推为天下之冠外，澄心堂纸更是受到宝爱。南唐后主李煜视这种纸为珍宝，赞其为“纸中之王”，并特辟南唐烈祖李节度金陵时宴居、读书、阅览奏章的“澄心堂”来贮藏它，还设局令承御监制造这种佳纸，命之为“澄心堂”纸，供宫中长期使用。澄心堂纸质量极高，但传世极少。
　　宋欧阳修 《六一诗话》：“余家尝得 南唐后主 澄心堂纸， 曼卿 为余以此纸书其《筹笔驿》诗。” 元 费著 《笺纸谱》：“澄心堂纸，取 李氏 澄心堂 样制也，盖表光之所轻脆而精绝者。”亦省称“ 澄心纸 ”。 宋 欧阳修 《和刘原父澄心纸》：“君家虽有澄心纸，有敢下笔知谁哉。” 清 周亮工 《书影》卷四：“ 徐熙 画花果，多在澄心纸上。”
　　后世对澄心堂纸屡有仿制。宋代制墨家潘谷，亦是著名造纸家，曾仿五代澄心纸制作纸品。诗人梅尧臣为之作诗，诗曰：“澄心纸出新安郡，触月敲冰滑有余；潘侯不独能致纸，罗纹细砚镌龙尾。”潘谷所造宋仿澄心堂纸，纸质肤卵如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冠绝一时。清廷内府“如意馆”，也仿制澄心堂纸。在乡村民间，制纸业几乎成了必不可少的副业。明代诗人傅若金曾作诗称赞，前四句是：“新安江水清见底，水边作纸明于水，兔白霜残晓月空，皎宫练出秋风起。”清诗人赵廷挥也有诗云：“山里人家底事忙，纷纷运石迭新墙，沿溪纸碓无停息，一片舂声撼夕阳。”勾画出一幅勤劳的徽州山区人民从事造纸业的美丽图景。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深入挖掘，终使淹没已久的澄心堂纸重放异彩。当代歙县文房四宝公司新产仿古澄心堂纸，已进入国际市场。

    唐末至宋，徽州之上屡设宣、歙、池观察使。如唐宪宗元和六年(811)，设宣州观察使，领徽、宣、池三洲，治在宣州。五代十国其纠合分离的隶属之缘，使得徽、宣有着相互依存的沿革关系。正是由于这种相同的文化亲缘，因而宣笔又称“徽笔”，也有将宋代新安吕道人、吕大渊、张遇、汪伯立等归入宣州制笔大家名下。
     汪伯立，歙县人。南宋理宗朝新安制笔名家之一，所制之笔列入“贡品”。是新安文房四宝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产品之一。Jdv中国徽文化网
     徽州著名的制笔名手除汪伯立外，还有北宋年间的吕道人、吕大渊和张遇等。他们都早于汪伯立。张遇是北宋熙宁、元丰间著名制墨家，以制“贡御墨”闻名于世，制笔之名为制墨所掩，制笔技术也著称于世，影响很大。制笔只是文房用具业务之一，这也充分说明早在宋代，徽州文房工具已经不是单项经营的手工艺了，而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系列产品。Jdv中国徽文化网
     唐末宋初，宣州有著名笔工诸葛氏，世守其业而不失，黄庭坚、欧阳修对诸葛氏制笔都有很高的评价。有一种说法认为宣州笔对歙州有过影响，指的就是诸葛氏，或说歙州吕道人在诸葛氏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黄庭坚在《山谷笔说》中认为：“歙州吕道人，非为贫而作笔，故能工。”超凡脱俗的道家制笔，显然不同于世代以制笔谋生的诸葛氏。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中说黄庭坚曾有过评价：“黟州吕大渊悟韦仲将(曹魏名将韦诞)作笔法，为余作大小笔二十余支，无不可人意。见余家有割余狨毛，则以作丁香笔，周施可人。”由于朝代更替频繁，沿革混乱，所谓黟州当为文人的笔误，从历史上看，南唐以后黟州始终是歙州的一个县，吕道人、吕大渊很有可能是一个人，或同一个家族制笔传人。吕氏制笔一个出于仙道之雅，另一个是悟出了三国韦仲将的作笔法，他们的成就都在诸葛氏之上。如果这个评价还不够明确，黄庭坚在《笔说》中对新安张遇的评价就是十分肯定了：“张遇丁香笔，捻心极圆，束颉有力，可学徐季海‘禹庙诗’字。侍其瑛、诸葛元，皆不能也。”侍其瑛是宋神宗元丰中入太学为公卿士大夫制笔的名家，诸葛元则为诸葛高之后，都是一时名手，但他们都在新安张遇之下。可见对包括后起之秀汪伯立在内的徽州制笔影响之大。Jdv中国徽文化网
     元代徽笔一度为湖笔所掩，但徽州名工代不乏人，宋元以后的宣笔也为徽笔或称新安笔取代，制笔名工几乎全部都是新安人，如詹斗山、詹素文、胡竹溪、张天宝、曹素功、胡开文等。徽州人开设的笔庄墨肆遍及全国各大城市，有的笔庄老店直到光绪年间还在经营，即使是在元代湖笔盛行的吴兴，还照样有许多徽州笔工散居在那里，顽强地开设笔庄，以争得一席生存之地。由于徽州文房四宝的整体优势，源于秦代蒙恬的宣州制笔中心早已转移到了徽州，所以历史上经典制笔不在宣州而在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