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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教育

徽州文化博大精深,这与徽州文风昌盛、教育发达不无关系,有人认为徽州兴盛赖教育。正是由于徽州教育源远流长、读书风气浓郁、名人辈出,徽州自古享有“东南邹鲁”、“文献之邦”、“礼仪之乡”的美誉。

    从历史上看,唐宋是徽州教育兴起与发展时期,徽州府学始建于唐,所辖各县也在北宋和南宋先后建立了县学。南宋时徽州还出了大教育家朱熹,其教育思想对徽州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随着徽商的崛起,明清时期的徽州教育极为兴盛,书院私塾遍布城乡。道光《休宁县志》记载:“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史书之藏”。世人赞徽州是“人文辈出,鼎盛辐臻,理学经儒,在野不乏”。

    我国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度,使读书入仕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儒风独茂“的徽州更不例外,特别是在朱熹的学说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以后,徽州得天时地利,中进士的人数,北宋已有188名,南宋更增至432名。明清两朝,徽州科举入仕人数再创辉煌,在全省、全国遥遥领先。据统计,清代徽州录取进士519人(全省1142人);清代徽州状元全省21人,以府计仅次于苏州府的24人,居全国第二。若以县计,休宁县出状元19人,则远远超过吴县的4人,居全国第一。

    徽州古代的初等教育机构以私塾、社学为主。私塾是中国古代一种最为基础的启蒙教育形式,在徽州遍及各乡各村,涉及家家户户。徽州的私塾形式多样,有一族延师教本族子弟的族塾,有富家延师来家教子弟的家塾(坐馆),有塾师在自己家中设馆教授生徒的私塾(学馆),还有专收贫家子弟的免费义塾、义学。社学是一种官办的乡村教育,明洪武八年(1357年)正月诏书天下立社学,当年徽州六邑就立有社学462所,康熙时已达562所。县学和府学是官办培养科举人才的场所。除此之外,徽州还有不少的乡约、文会等,多有具教学、教化的功能。

    书院,或称书屋、精舍,是一种官民兼办的高级教学和科研机构。自宋代以来,文人创办书院的风气盛行开来,至明清尤盛。徽州是中国最早创建书院的地区之一,见于记载的徽州最早的书院是北宋景德、天圣年间(1004-1031)胡忠所建的绩溪桂枝书院。宋末,徽州书院发展到12所。据《徽州府志》记载,清代康熙年间,徽属6县共创建了54所书院。书院有私办和官办两种,建置者多为名宗大族、学者名流、府县守令。 徽州书院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生员和士绅际会读书之所,“每年正、八、九月,衣冠毕集,自当事以暨齐民,群然听讲”,歙县紫阳书院归于此类,徽属6县许多士子来此学习,乾隆时期“师儒弦诵,常数百人”;第二类着重选拔“乡之俊秀者”,聘请名师加以教诲;第三类书院和宗族密切结合,专收族中子第,如婺源的太白精舍系由潘氏合族置义田百亩而建,祁门的李源书院由地主李汛捐赠田地20亩以帮助族中家境贫寒的子弟入学。徽州书院以朱子之学为宗,大多宗法朱熹白鹿书院学规,采取自学钻研、相互问答、集中讲学的教学方法。学术风气炽盛,贤才辈出。明朝中叶,王阳明、谌若水之学在东南地区影响增大,徽州学界受其冲击,引起震荡,掀起了会讲的大潮,歙县斗山书院、黟县中天书院、休宁还古书院先后成为阳明学派的中心。1901年,全国书院改为学堂,徽州书院亦相继改称。  

    在徽州众多的书院中,以紫阳书院名气最大。1246年,徽州知名人士为纪念朱熹在府城南门外始建,南宋理宗皇帝曾亲题“紫阳书院”匾额。朱熹原籍徽州,曾以徽州府城南紫阳山名命名书堂,以示不忘故里,故后人以紫阳称朱子,以紫阳之学称朱子之学。位于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歙县雄村的竹山书院可谓人才辈出。书院为该村清代乾隆年间户部尚书曹文埴的先祖曹翰屏建于乾隆二十年(1756)。雄村书院由清旷轩、文昌阁、桂花圃组成。当年曹氏族曰规定:凡族人中举者,可在庭院中植桂树一棵。众多的桂树,形成著名的“桂花厅”。歙县末代翰林许承尧诗曰:“吾乡昔宦达,首数雄村曹。”雄村,仅曹姓一家,在明清两朝,就出了54名举人,其中进士30名,举世无双 。有清朝“同科五进士”、“一朝三学政”、“四世一品”、“父子宰相”,还有“江南才子”曹学诗、“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无”的曹振镛……世界文化遗产地黟县宏村南湖之畔,有一座南湖书院,至今仍书声琅琅。书院建于清代嘉庆十九年(1814),由志道堂、文昌阁、会文阁、望湖阁和祗园等组成。书院大厅巍峨壮观,梁同书手书的“以文家塾”匾额高悬梁柱,两侧辅以“南峦环幽境,书声琅时云涌霞飞腾气势;湖波映秀色,桃源深处水流花放丽文章”对联。曾任民国国务总理的汪大燮就启蒙于此。书院现为南湖小学,大家在赞叹古村完美的布局和灿烂的文化的同时,是否可以从琅琅的读书声中得到某些启示?

    徽州教育兴旺发达,不仅留下了“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八进士、两朝十举人”等科举佳话,而且为徽州造就了一支具有极高文化素养的徽商队伍。他们儒商合一,恪守“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雄踞中国商界长达三四百年之久。他们之中“百万上贾者众,二三十万中贾者不计其数”。徽商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之后,慷慨捐赠兴办书堂书院,置办义学义田,延师课童,培养人才。明清两朝,徽州的馆塾、斋舍、书院大多是由商人出资兴建或重修。歙县商人鲍柏庭有句话表达了徽商既富之后望子成龙的共识:“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由于徽商重视教育,明清两朝,商人后代涌现出众多名儒名宦,如汪道昆、许国、曹文埴、曹振镛、戴震、程大位、王茂荫……

  徽州之所以教育发达,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以儒入仕,以儒入贾。徽州山穷水浅,土地贫瘠,人们只有眼睛向外求发展。首选之路便是通过读书而入仕,仕途不畅则入贾。能入仕入贾,全是教育之功。其二,有较稳固的经济支撑。首先,学田为府、县两级官费师生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有力保障。因为学田是古徽州为府、县学所置的田产,按官府规定,学田收入全部入官,以供给府学、县学师生之廪禄,它是府学、县学经费的主要来源。第二,徽商的慷慨捐助促进了徽州教育的发展。明、清时徽商猛然崛起,并称雄我国商界几百年。经商致富的徽州人更是看重读书入仕,也就更加重视对后代的教育。明歙县盐商鲍柏庭就说过:“富而教不可缓,徒积资产何益乎?”祁门商贾胡天禄“输田三百为义田,使烝尝无缺,塾教有赖,学者有资。”这都为徽州教育的发展从经济上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其三,有一支淡泊名利,倾心教育的教育工作者队伍。在朱熹教育思想的影响和诲人不倦精神的感召下,古徽州出现了许多矢志不渝“正义明道”,心甘情愿献身教育的大儒者。婺源大儒汪炎昶,隐居深山十年,专心致力于讲学授徒;元末明初歙县大儒郑玉,一生绝意仕进,而勤于讲学授徒因门下受业者众,室小难容而筑“师山书院”行教。清代婺源大儒江永,一生不以利达富贵为事,唯以教育英才为乐。歙县经学家程瑶田,一生淡泊名利,投身教育工作,并“以身率教,廉洁自持”。徽人这种淡泊名利,心甘情愿献身教育的精神一直影响至今,近现代徽州出了不少知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总之,由于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家族家庭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促成了古徽州发达的教育,形成了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局面,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徽州自古就被誉为“东南邹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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